周国平跟报社施压，告诉他们如果坚持管这件事，就做好报社解散的准备。

报社负责人从包里拿出钱来，“这是我们报社的一点心意，奶奶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还是早点认错吧。”

我把那些钱扔在地上，义愤填膺，“明明是周跃民撞了人，为什么要我认错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。”

负责人彻底失去了耐心，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家里人听到车子的声音还不躲，说不定就是等着讹人呢。”

说完，他找来保安把我从报社赶了出去。

我不敢相信，最客观公正的记者能说出这种话。

我也知道，这篇报道一发出，以后更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。

一时间，无奈，痛苦，绝望的心情笼罩住我。

我失魂落魄地去了医院，医生跟我说孙女手术成功了，不过她伤得太严重，医生问我还要不要保孩子。

我连忙说要。

我家原来有七口人，如今只剩下我和孙女两个了。

医生对我说：“那你去准备钱吧。”

孙女需要住重症监护室。

监护室很贵，需要一大笔钱。

我没钱，只能回村借。

村里人听说了这件事，一人十块二十块的给我把医药费凑了出来。

他们义愤填膺指责周跃民是个祸害。

村长告诉我，“大妹子，实在不行去找找国家呢，你家有四个战斗英雄，国家不会不管你的。”

我抬头看了一眼我家门上的匾，上面写着一等功之家。